一九五○年，台灣省實施地方政治，李梅樹當選第一屆台北縣議員，後來連任三屆才退出政壇，其中最為人樂道的是他從政不為己的精神。

「做音樂要買的東西太多，像是隨時要更新器材軟體等，當你覺得不行的時候、心一狠漲價起來，只要有一個客戶買單了，就代表你值得這個價格，你自己也要覺得自己值得這個價格。」「廣告重點在畫面的轉折、客戶的需求，但戲劇有各種可能性和表現手法，例如殺人場景用開心的音樂做反差等，會需要花更多時間琢磨，甚至為導演想到他沒有想到的音樂手法，有更多自由度、同樣也有更多的投入。

」 短片以短片輔導金常見的30分鐘短片為例，因為時間更長，且要配合場景、角色、劇情等條件做不同的音樂，雖複雜程度高，但因劇情片有不同的作法、也有部分為學生製片等，報價範圍相當廣，以問卷調查彙整，去除極端值整體平均落在53000元，較低者為6000-15000元，最高為120000，甚至出現300000元之行情。」上手音樂總監李威漢認為戲劇製作上可能比廣告更花時間，也因為多種的可能性與想法，讓價格差異較大。但也有受訪者提及：「2-5分鐘影片價格給2-3萬的也有，主要是網路求快速、便宜，客戶會認為它就是個簡單的東西，但會用到作曲一定有特殊性，所以整體價格也相當混亂。」「依長度一分鐘2000元計算。最近也有許多知名遊戲，不只投入在美術與視覺上，對整體聲音的表現也相當重視，願意製作更高規格的音樂，若進到錄音室實收，則會分列配器、錄音費、樂手費、混音與後製費用等，依照錄音的規模以及整體的難度，價格可從50000到500000不等。

近20年配樂經驗的D先生說：「如果30分鐘全部完全作曲，市場上良性來說應該要10萬，但實際上大概3-8萬左右都有人做，主要是因為短片的製作方式很多種，有可能只點綴一些、或一首歌用兩三小節，所以也有做一首歌1-3萬左右的作法，讓製作端剪接著用。電視劇／網路劇以戲劇來說，通常一集約在30-60分鐘左右，因該部分樣本數較少、且答案相當分散，以60分鐘長度來說，報價從10000–50000元都有，亦有達10–20萬的高價，也直接列出部分回答供參考。「應得」這個詞在不同的主張裡有不同的意思。

然而，以這種方式來理解的話，主張一個人配得上些什麼，完全未解釋到為什麼用這種方式待人是符合正義的。他可能有正當理由讓自己被騙去追求這種獎勵，但他沒有權利得到這份獎勵，因為提供這份獎勵的規則本身不具合理性。） 因此，以應得為基礎的主張，和以需要為基礎的主張也有所不同。要把關於應得的主張做為評估體制的基礎，我們需要先區分它們和其他關於體制下應得權利或正當期待的主張。

舉例來說，如果一個班級現有的評分制度規定，平均成績若高於其他百分之九十五名同學可以拿到A，那麼，高於百分之九十七名同學的話，就值得拿到A。另一方面，在捍衛相左的結論時，應得的概念也很吸引人。

也就是說，這些主張必須無關體制，不必以某種方式靠體制來合理化。說某個人配得上某一種待遇，只是在描述他應當被如此對待，或是這麼對待他符合公義。比方說，如果有間學校規定，學期成績最低的學生，下學期必須服務成績最高的學生。（所以，曼昆在適才提到的那篇文章中，便區分了基於應得與否，和基於高薪誘因帶來的良好影響來合理化高薪的差異。

舉個例子，我們可以說一個人因為飢餓而應該得到幫助，或是一個人因為生病應該得到醫療照護。如果我們仔細檢視和區分這些不同的主張，會發現當我們說一個人配得上或配不上某種經濟報酬，其實都是因為某種一般性的正義觀，而不是因為某種應得與否的概念。「應得」這個詞的用法有時非常籠統。例如經濟學家格里高利．曼昆（Greg Mankiw）最近曾辯稱，許多執行長的高所得是因為他們的生產力值得這種待遇。

舉例來說，有人可能會主張，即使支付給高階經理人高薪可刺激提高生產力，這些報酬仍屬不正義，原因在於沒有人值得因為從事這些工作而得到那麼高的報酬。但這些合理化所訴諸的，是提供人們這些對待的好處。

反之，主張經理人所做的工作值得更高薪資，並不需要靠「比別人更多的錢對他們有好處」這件事來支持。這份控訴的效力所訴諸的，是該生因為期待獎勵所付出的犧牲，所以顯然會比體制下應得權利的概念更為有力。

說一個人值得某一種待遇的另一種意義是，這種待遇出於某個體制的規定。用剝奪「他應得的」待遇來管教孩子，和為了改善他的個性或讓他（或是他的兄弟姊妹）以後有可能表現良好而這麼做，是兩件不同的事。如果有個學生努力念書並拿到班上最高的成績，是因為他期待下學期能被成績最低的同學服務，那他就算沒得到這種服務，也無法提出前述的有效控訴。在此含糊的意義下，我們理應給一個人值得的待遇，但這根本是不值一提的事實。這兩種主張對於符合正義的薪資推斷出不同的結論，卻有著同樣的假設：經濟回報的程度是否合理，至少有部分是以應得與否為基礎。喬爾．芬伯格（Joel Feinberg）和羅爾斯稱這種主張為「體制下應得權利的主張」（claims of institutional entitlement）。

只是，達到最高成績的學生並沒有權利享受這種服務，因為該體制要求某些學生服務其他學生，根本不合理。不管是要為支持或反對不平等的主張提供獨特的論據，這些主張都需要有更具體的道德內容。

也許有某種應得的觀念，可以讓體制藉由給予人們在這種獨立意義下應得的待遇而變得合理。因此，雖然體制下應得權利的主張可能是對的，但其對的程度有賴該體制有多合理，而體制的合理並不需要有獨立的應得觀來支持

比方說，如果有間學校規定，學期成績最低的學生，下學期必須服務成績最高的學生。舉例來說，有人可能會主張，即使支付給高階經理人高薪可刺激提高生產力，這些報酬仍屬不正義，原因在於沒有人值得因為從事這些工作而得到那麼高的報酬。

但這些合理化所訴諸的，是提供人們這些對待的好處。）但根據正當期待提出要求的效力，也取決於該體制本身的合理性。「應得」這個詞的用法有時非常籠統。也許有某種應得的觀念，可以讓體制藉由給予人們在這種獨立意義下應得的待遇而變得合理。

無論是要限制或是合理化較高的經濟報酬，應得的概念都不是個獨立的理由。不管是要為支持或反對不平等的主張提供獨特的論據，這些主張都需要有更具體的道德內容。

如果我們仔細檢視和區分這些不同的主張，會發現當我們說一個人配得上或配不上某種經濟報酬，其實都是因為某種一般性的正義觀，而不是因為某種應得與否的概念。也就是說，這些主張必須無關體制，不必以某種方式靠體制來合理化。

要論證這個否定結論，我需要先檢視各種關於應得的主張。區分出來之後，我們仍需區分以應得為基礎的合理化，跟以某種方式對待一個人並造成好的影響為基礎的合理化。

（所以，體制下應得權利是個比正當期待更廣泛的概念，因為一個人以某種方式依賴體制，並不會動搖體制下應得權利的主張。說一個人值得某一種待遇的另一種意義是，這種待遇出於某個體制的規定。接著再用對它們的理解來解釋，為何應得這個概念看似與分配正義有關，又為什麼這種看似明確的關聯其實是種誤解。如果有個學生想得到A，所以努力把平均成績拚到前百分之五，但拿到平均前百分之四後，卻沒有得到A，他就有正當的理由提出控訴。

在此含糊的意義下，我們理應給一個人值得的待遇，但這根本是不值一提的事實。文：托馬斯・斯坎倫（T. M. Scanlon） 第八章應得 有時候，人們會說那些擁有更多的人，本來就值得更多福利，並藉此合理化不平等。

說某個人配得上某一種待遇，只是在描述他應當被如此對待，或是這麼對待他符合公義。例如經濟學家格里高利．曼昆（Greg Mankiw）最近曾辯稱，許多執行長的高所得是因為他們的生產力值得這種待遇。

用剝奪「他應得的」待遇來管教孩子，和為了改善他的個性或讓他（或是他的兄弟姊妹）以後有可能表現良好而這麼做，是兩件不同的事。另一方面，在捍衛相左的結論時，應得的概念也很吸引人。